史海探源：中國穆斯林最初來自哪里？

伊斯蘭教在中國古代被稱為大食法、大食教、天方教、清真教、回回教、回教、回回教門等。經(jīng)宋、元、明、清1000多年的傳播發(fā)展，現(xiàn)已成為中國五大宗教信仰之一，有信徒約3000萬人。伊斯蘭教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稱謂。宋、元稱“大食教”，明代稱“天方教”或“回回教”，明末至清稱“清真教”，民國時期稱“回教”。1956年起統(tǒng)稱伊斯蘭教。有回、維吾爾、哈薩克、東鄉(xiāng)、柯爾克孜、撒拉、塔吉克、烏孜別克、保安、塔塔爾等10個民族大部分信仰。

我們知道，自古以來，中國都是個文化思想包容性很高的國家，漢、唐等強盛時代的中國人胸襟博大，海納百川，無論是什么教派，什么思想，都能在華夏這塊土地上流傳發(fā)展、生長壯大。眾所周知，中國本土道教起于東漢時期，而佛教也是在漢末正式傳入中國，大秦景教（基督教）是在唐太宗時期傳入中國。

但對于伊斯蘭教最早何時傳入中國，中國首批本土穆斯林何時形成，大家卻知之甚少。史書上也眾說紛紜，明清史料中甚至還有“隋開皇中”、“唐武德中”、“唐貞觀初年”、“八世紀初年’傳入的多種說法，但大多都是一家之言。

最可信的記載來自于《舊唐書》：唐高宗永徽二年(651年)，阿拉伯第三任哈里發(fā)奧斯曼遣使來唐朝貢，從此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文化開始進入中原，當時的阿拉伯商人和穆斯林主要分兩條路線進入中國：

一、從陸上沿絲綢之路到達內(nèi)地長安和洛陽等地，中國和伊斯蘭教盛行的阿拉伯半島并不相連，但自張騫出使西域時起，中西交通已有所疏通。7世紀中，穆罕默德及其繼承人統(tǒng)一了阿拉伯各部并向外擴張，西陷開羅，東指波斯，建立了強盛而龐大的阿拉伯帝國，中西交通也有了進一步的開拓。

除了友好交流，大唐和大食之間也時常兵戎相見，如唐玄宗年間（712-756年），為石國（塔什干）糾紛，大食和中國之間曾直接發(fā)生軍事沖突，這就是歷史有名的“怛羅斯之戰(zhàn)”，大唐安西遠征軍在大食境內(nèi)孤軍深入，遭到了盟友背叛，高仙芝兵敗，此后雙方國內(nèi)都發(fā)生了動亂，都無力在西域更進一步。但唐朝和大食之間也有許多友好的記錄，如安史之亂時唐政府曾借大食西域之兵20余萬，后來，其中一部分被準許世居中國。

二、從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，由波斯灣出發(fā)繞馬來半島到達我國東南沿海各商阜城市。7世紀時，波斯灣、阿拉伯海--孟加拉灣--馬六甲海峽--中國南海--廣州、泉州、揚州的海路商道，主要由我國和大食、波斯商人所占據(jù)。唐王朝對海路通商活動采取鼓勵政策，當時的廣州、泉州、揚州都是通商大埠，萬客云集，出現(xiàn)了"市井十洲人"的盛況。隨著海路通商的發(fā)展，伊斯蘭教也從海路傳到了中國。

據(jù)《舊唐書》載，自651～798年間阿拉伯來唐使節(jié)達39次之多。阿拉伯、波斯穆斯林商人來華更是絡(luò)繹不絕。他們來華后多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、泉州、揚州、杭州、明州(寧波)并深入內(nèi)地的長安、開封等地，從事香料、象牙、珠寶、藥材和犀牛角等的販賣，并帶回中國的絲綢、茶葉、瓷器和其它商品。

中國人稱他們?yōu)椤稗汀薄ⅰ稗獭焙汀昂Z”等。由于唐、宋政府鼓勵商業(yè)貿(mào)易，因而有不少人在中國久居不歸，稱之為“住唐”。唐時，僑居或在中國安家落戶的阿拉伯、波斯人為數(shù)不少。據(jù)《資治通鑒》貞元三年條記載，玄宗天寶年間(742～756)以來，大食國的“胡商”，“留長安久者或四十年”，“安居不欲歸”、“有田宅者”“凡得四千人”。肅宗上元元年(760)之前，居住楊州一帶的大食“賈胡”至少也有一二千人。據(jù)唐代僧人鑒真在《唐大和尚東征傳》中說，天寶年間居住在海南島上的波斯人村寨“南北三日行，東西五日行，村村相次”。9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《中國印度見聞錄》也說，唐末黃巢領(lǐng)導(dǎo)的農(nóng)民起義軍攻占廣州，居住在此地的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有12萬之多。

兩宋時期，中國對外通商貿(mào)易的規(guī)模又有了新的發(fā)展，來華的阿拉伯、波斯人比唐時巨增。他們多集中在廣州和泉州，僅泉州一地就數(shù)以萬計。中國地方當局為照顧他們的生活習慣，設(shè)立諸國蕃客聚居區(qū)“蕃坊”，并允許他們和漢人通婚，繁衍后代。

據(jù)宋代朱或《萍州可談》記載，北宋末廣東有劉姓阿拉伯人娶宗室女者，因而出現(xiàn)“土生蕃客”和“五世”土生蕃客的記載。清代學(xué)者顧炎武的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載：“自唐設(shè)‘結(jié)好使’于廣州，自是商人立戶，迄宋不絕，詭服殊音，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，筑石連城，以長子孫。”據(jù)近人考證，廣州蕃坊在“府城之南”、“珠江北岸”，泉州在“此市南郊，地臨晉江”。南宋時，這兩個地方還出現(xiàn)了不少大食巨商，“富盛甲一時”，具有相當?shù)纳鐣?jīng)濟地位。大食國的穆斯林商人在中國寓居或定居，同時也把把伊斯蘭教傳入中國。

在大食人聚居的“蕃坊”中，由中國當局任命一位年高德劭的穆斯林為“蕃長”，負責管理蕃坊事務(wù)，主持禮拜等宗教活動，處理穆斯林間民事訴訟，并招攬外商來華貿(mào)易。蕃客的宗教信仰、風俗習慣和道德規(guī)范，“皆以《古蘭經(jīng)》、圣訓(xùn)及伊斯蘭教習慣行事”。《萍州可談》又載；“蕃人衣裝與華異，飲食與華同”，“至今蕃人但不食豬肉而已”，“非手刃六畜則不食”。他們還在居住地建立了禮拜寺及穆斯林公共墓地，伊斯蘭教影響隨之擴大。今廣州懷圣寺、泉州清凈寺、楊州仙鶴寺、杭州真教寺等，都是這一時期建成的伊斯蘭教古寺。

《諸蕃志》卷上記載泉州墓地說：“有蕃商曰施那幃，大食人也，寓泉南，輕財樂施，有西土風習，作叢冢于城外之東南隅，以掩胡賈之遺骸。”唐人杜環(huán)《經(jīng)行記》稱伊斯蘭教為“大食法”、宋人趙汝適的(諸蕃志》稱“大食教度”。這時伊斯蘭教在中國還只局限于來華僑居的阿拉伯、波斯商人中信奉，廣大漢族人對其相當陌生，因此一些漢文文獻往往把穆斯林念經(jīng)、禮拜等宗教活動，不確切的理解為“拜天”、“叫佛”等。

唐宋時期來華的穆斯林，保持他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，與當?shù)厝送ɑ椋簿訕窐I(yè)，繁衍子孫，由僑民而演變?yōu)椤巴辽汀保蔀橹袊滤沽值南让瘛Ｍ鈦砟滤沽謴氖抡斏虡I(yè)活動，不向教外人傳教，避免了與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的沖突。宋代沿襲此一政策，且更進一步依賴海舶收入，為“蕃客”的往來定居與商業(yè)活動提供不少便利條件，使伊斯蘭教深深植根于中國土地上。

唐宋時期來華穆斯林雖人數(shù)不多，但大都往來于沿海通商口岸與長安、開封、北京等大城市從事貿(mào)易活動。他們及其后裔與中國人民友好相處，學(xué)習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，有的還應(yīng)試為官，有的以其雄厚資財發(fā)展商業(yè)和貿(mào)易，為朝廷提供大量財政收入。他們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，中國的造紙術(shù)、煉丹術(shù)、印刷術(shù)、火藥等從這一時期起先后傳入阿拉伯，隨后又由阿拉伯人介紹到西方。由此可見，當年的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一樣，兼容并包，并不保守，同樣能夠吸收世界上先進文明的精華部分，博采眾長。當時的阿拉伯地區(qū)，同樣是文明的圣地。

在唐玄宗時期，當時的黑衣大食帝國，也是世界文明兩大霸主之一，經(jīng)濟水平，科學(xué)文化遠超歐洲，阿拉伯商人遍布天下，天文算數(shù)歷法也都是世界先進水平，與盛唐并肩而立。而如今，雖然伊斯蘭教得到了更大的發(fā)展，教眾更為龐大，全世界約有16億穆斯林，但整個伊斯蘭教世界卻日趨保守，日益排斥現(xiàn)代科技和知識文化，離文明世界越行越遠，戰(zhàn)火和災(zāi)難困擾著整個阿拉伯世界。我們不能不深思——到底是什么發(fā)生了改變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